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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8年，北京的一次军队会议上，萧克成为批评的重点人物。
会场气氛紧张，发言一阵紧过一阵，贺龙却坐在一旁，手里摆弄着烟斗，始终没有说出一句批评萧克的话。
这件事很耐人寻味。
贺龙和萧克曾长期共事，职位一度相当接近，却并不是私交亲密的搭档。
两人之间的疙瘩，早在红军时期就埋下了。
1935年3月，湘鄂川黔苏区的后坪镇战斗，成为双方关系转冷的一个关键节点。
当时，红二、红六军团面对国民党军重兵压迫，军事指挥上出现了明显分歧。
贺龙主张跳出内线，采取运动战，向常德、桃源方向展开行动，调动敌人，在运动中寻找歼敌机会。
这个思路并非临时起意，也符合中央红军长征后向红二、红六军团提出的作战要求。
不过，萧克和任弼时并没有完全接受这一方案。
红军最终仍然选择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内线作战，试图依托原有区域抵抗国民党军的进攻。
战局很快证明，兵力相差悬殊时，单纯防守极易陷入被动。
为了扭转局面，红军集中八个团，准备在后坪镇附近伏击国民党军李觉第十九师。
战场选在澧水一带，计划是以少量部队控制鸡公垭高地，诱使敌军渡河，再从侧翼和后方发起攻击。
计划本身并不粗糙，意外却出现在天气上。
3月20日下午，战场附近突降暴雨，李觉没有继续渡河，而是命令部队就地驻扎。
红军久候不至，担心行动泄露，加上山地湿冷，主力后撤十五里，只留下红六军团第十八师第五十三团警戒。
偏偏在夜间，第五十三团放弃了鸡公垭高地。
第二天凌晨，国民党军先遣部队迅速占领山头并修筑工事。
红军发现时，敌人已经取得地利，战斗由伏击变成了强攻。
红军部队连续投入兵力。
第五十三团政委刘志高在战斗中牺牲，红五十团政委周志斌也中弹阵亡，红四师师长卢冬生负重伤。
萧克随即调整部署，从正面抽调部队攻击敌军侧翼，并亲自率部攻占大庸所、破坏浮桥。
然而，正面战场迟迟没有打开缺口，李觉判断红军侧翼兵力分散，立即组织反击。
国民党军一度逼近红二军团指挥部，贺炳炎率警卫部队拼死阻击，才稳住了局面。
战至黄昏，随着敌军增援逼近，红军被迫撤离。
后坪镇战斗中，国民党军伤亡约四百九十人，红军伤亡约八百人，多名干部牺牲。
对贺龙而言，损失惨重固然令人惋惜，更让他不满的，是萧克对战斗的总结。
贺龙认为，总结没有正面说明战前决策的问题，也没有充分检讨第五十三团擅自放弃高地的责任，还把这场失利说成“平手”。
据传，贺龙对此评价道：“谈后坪战斗，这不是脱了裤子谈的，不太老实。
” 这句话说得很重。
它所指的，不只是一次战斗胜负，而是指挥员是否敢于面对决策失误，是否把责任讲清楚。
军队最忌讳的，往往不是打了败仗，而是败后遮掩。
两人的另一次分歧，发生在红二、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。
张国焘曾试图对红二方面军干部施加影响，贺龙态度明确，坚持北上与中央会合。
萧克后来接受了张国焘方面的任命，担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军长。
此事未必能够简单归结为个人选择，却无疑加深了彼此之间的隔阂。
关系不睦，并不等于政治上互相倾轧。
1958年军队开展反教条主义，萧克主持的训练总监部受到较大冲击。
经过一段时间的批评，他被免去相关职务，会议中的压力也相当沉重。
有人原以为，贺龙会借此机会谈及旧日矛盾，甚至补上对萧克的批评。
但他没有这样做。
无论会场上发言多么激烈，贺龙始终保持沉默，没有把后坪镇战斗、张国焘时期的分歧拿出来做文章。
其中有性格原因。
贺龙一向直来直去，作战问题上敢于争论，但并不习惯借历史旧账整人。
更重要的是，他和萧克之间还存在一层亲属关系：贺龙曾与蹇先任结为夫妻，蹇先任是萧克夫人蹇先佛的姐姐。
两人后来分开，但这层姻亲关系并未完全消失。
当然，亲属关系只能解释一部分。
真正决定贺龙不发言的，还是他对是非边界的把握。
过去有过争执，不代表此时就必须落井下石；
军事观点不同，也不能被随意改写成政治罪名。
1958年的会场里，贺龙没有替萧克辩解，也没有替他加重罪名。
他只是沉默地坐着，偶尔摆弄手中的烟斗。
对一位经历过长期战争、见惯胜负和人事沉浮的将领来说，这种沉默本身，已经表明了态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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